任老汉恋爱了，不怕阶级斗争，娶的是地主婆！
老任，跟我一样也是个外乡人，老家是河北任丘的。早年抓丁流落到宁夏，解放后就一直在此地扎根生活。人显得很老，又黑又瘦佝偻着腰，明显的罗圈腿使人一看就想到是当骑兵出身。牙掉得剩没几颗了。瘪着个嘴，戴了一顶已分辨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的解放帽，皱儿八叽帽沿子上一圈土黄色的汗渍。棉袄腰间和裤腿上都用草腰子捆着，上嘴唇很不相称地留了一嘴整齐的八字胡。给我第一个印象说好听点叫其貌不扬吧，一个窝窝囊囊极其普通的农村老汉。
细算起来他那时年纪并不算很大，远没有我现在的年纪。我在炕上铺我的铺盖，他在一边站着微微笑着，不吱声。看到我的口粮袋，好像眼睛一亮：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能有这么多口粮真是值得骄傲。
虽说都是一样的农活，生产队里干活与青年队里大不一样。青年队里过的是集体生活，一起干活的都是杭州老乡。起床听钟声，出工听钟声，田里干活，听见敲钟就可收工回到食堂打饭。平时再苦再累收工后还要打打篮球玩玩排球，晚上还不时搞搞文艺活动。生产队里是按天象安排作息时间的，三星晌午就得起来干活，完了回来吃早饭，一天三出工，晚上要等太阳落山后才能收工。老任每天为我做饭，我为了报答，也帮他铡铡草、喂喂牛、饮饮马，干些零碎杂活。
时间长了我发现，老任是一个热水瓶式的人物，表面冷冰冰，内心却是古道侠肠的热心人。可能因为他也是少年离家，与我遭遇相仿，要不就是老光棍和小光棍惺惺惜惺惺吧，对我特别关照，特别好。
老任是远见闻名的席匠，后来才知道他没当过骑兵，罗圈腿是长期蹲着编席所致。宁夏川自古有七十二连湖，遍长芦苇，可是少有人会对芦苇进行深加工。芦苇收上来只用来编成芦苇帘子盖房子用，大多当柴火烧掉或当造纸原料卖掉。
老任从小在白洋淀畔长大，编苇席的技艺从小就会，有童子功。他不但会编普通炕席，还会编花席，到了这里以后，就把技艺传了开来，沿立强湖一带凡是会编席子的，不是他的徒弟就是他的徒子徒孙。他编的苇席是质量信得过产品，送到供销社里免检，全是一级品，拿到集市上去卖，可多卖几毛钱，经常会有盖房子或娶媳妇的人家来叫他定做。
我经常要去集镇寄信购物，常常给他捎苇席去供销社卖。生产队与供销社签有合同，社员向供销社卖苇席就可记工分，供销社也视收购的苇席质量和数量来决定给生产队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供应量。有了工分就有工分粮可分配，卖给私人虽可多得些钱但口粮就会成问题。
不知什么原因，他从来没叫我跟他学编席的手艺，我当然再穷也不会去学，像老任那样猫起个腰蹲在那里，直蹲得腰成个罗锅腰腿成个罗圈腿。
我有时闲了会站在一边看他编，帮他推推碾子压压苇材。天南海北地瞎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很乐意我蹲在一旁陪他聊，给他递递已加工好的苇材。说话因缺牙漏风，最多能听个七八成，但我还是喜欢与他在一起，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话题，我们有各自的故乡。就像爷儿俩，我们住在一个窝棚里，吃的是一锅饭睡的是一条炕。
转眼又到了严冬，白天苦短黑夜苦长。田里的活计少了，按当地的习惯改吃两餐饭两出工了。天不亮起来往地里送粪，太阳出来收工吃早饭，早饭后再干一直到太阳落山。饲养房里晚上睡不了一个囫囵觉，马无夜草不肥地球人都知道，一晚上起个四五回给马添草添料又冷又困，很是辛苦。我耐不得寂寞又受不起这苦便想起了杭州，那里有虽贫困却充满温馨的家。等不得生产队里的年终分红，变卖了点口粮凑了点盘缠，约了几个朋友，就开路回杭州探亲过年去了。
作为知识青年一无所有，唯独在时间上很富裕，等我从杭州探亲回来，已是初夏了。回到生产队推开饲养房的门，惊奇地发现饲养员换了，新的饲养员告诉我老任在政治上摔了个大跟斗，不但贫协副主席给抹掉了，连饲养员也当不成了。
这种事在那时候并不稀罕，偶然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都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但是老任？他是一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的人，他会惹祸？
晚饭后，我带了点家乡的糕点去看老任，才知道原委。老任当光棍时间长了，有好心人撮合年前相中了一个，女方什么条件都可以，就是成份高，地主分子还是戴帽现行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里，这样的结合肯定得不到认可。老任犟侉子脾气一上来，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有点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气概。结果贫协副主席给撤了，饲养员也当不成了。农村的“八大员”中，饲养员是仅次于保管员的重要岗位。你想，价值上千的牲口，弄个不可靠的人喂养能放心吗。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啊！
老任现在住在村外的一间小破屋里，小院拾掇很干净。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推开了虚掩的门，老任蹲在地上编席子，新娘子还在锅台上洗涮。见我进门，好像什么贵宾到来似的老两口都出来迎接。老任一定多次提到过我，大娘急忙扫炕让座，一边又忙着沏茶、卷烟招待。老任捋着八字胡在一旁傻笑，幽幽地说他犯了个路线上的大错误，大队书记说是头脑发昏：绵羊搂着狮子睡。我很佩服老任在这样的困境下还能这样幽默，禁不住笑了，大娘也在一边笑。
我看了一眼那个使老任犯错误的“红颜祸水”，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老太太，大手大脚的，一看就知道是干活出身，一点没有革命样板戏中阶级敌人的样子那样骇人。
新娘子是河南人，家有几亩地，雇了几个长工，土改时评了个地主成分，丈夫被镇压了。女儿是地主子女，在当地没出路就嫁到宁夏来了。她想闺女，也就跟过来住女婿家。不想文革初期被查明是逃亡地主揪了出来，挂上白袖章监督劳动，一开批判会就得上台陪斗。听人介绍老任，她什么条件也不讲就嫁过来了。也算有缘分，老两口过得还不错。
我依然是居无定所，成了队里的差油子，挑渠、跟勒勒车跑运输、搞副业，什么苦差都轮得上。我天生比别人条件好——铺盖一卷全家搬走，队里一有出门的事就差我。再说没了老任的饲养房住着缺少生气，我也乐意出门。只要我不出门在队里干活，还是在老任家搭伙，我去了他家也热闹点。
晚饭后我们爷仨盘腿坐在炕上，炕桌上的笸箩里放着烟叶和供卷烟的纸条，沏一缸子酽茶就天南海北神聊开了。老任从来不停手中的活，一直聊到我有困意了才散场回去睡觉。
有了女人的生活就是不一样，老任家的伙食明显改善了。同样的物质条件到了任大妈手里就会变花样，面条蒸馍烙饼饺子米饭，还有一种是我最爱吃的当地叫调和的饭——将稀饭煮开再搁入面片菜和调料，几乎餐餐不重样。我觉得不好意思，就按干部下乡的伙食标准付了点粮票和人民币。任大妈坚决不肯收，推了半天只收下全国粮票，那时的全国粮票是个宝，到粮站每50斤还附加供应半斤食用油。
老任婚后精神好多了，话也多了，整天乐呵呵的。任大妈也很快活，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仗着老任的人缘和他众多的徒子徒孙，再不用带白袖章挨批斗受侮辱了。但毕竟年岁不饶人，大田的活是干不动了，生计也就成了问题。任大妈是黑人，没有户口没有口粮而且无权参加劳动参加评工分，老任于是就没日没夜的编苇席。
人老了腿硬眼也花了，手脚也不利索了，编的苇席质量也远不如前了。有好几次，我被供销社的人怀疑是背了其他人的苇席冒充老任的席假冒名牌来抵数，有几次竞连等外品也验出来了。为了不伤他的自尊，我悄悄地贴了几毛钱骗他说全是三等以上。他看着我，摇摇头，叹口气一副回天无力的样子：“这是在卖我的老面子。我知道，有几张最多是等外品。不知怎的，力不从心了真丢人。”这事使他很沮丧。
又是一年春天到了，大人物们争权夺利、批林批孔，似乎忘了我们小乡村里的阶级斗争了。再说时间长了，队里的贫下中农也接受这个外乡地主婆了——也挺善良的，不像传说那么可怕。而老任家的窘迫却成了大家关心的事。生产队长两口子都是老任的开门弟子，据说还是学编席时谈的对象，就改派老任去立强湖看湖。
立强湖是生产队的聚宝盆摇钱树，方圆百十来亩，一条战争年代留下的供部队行军的官道将湖劈成两半，我队占了一大半。看湖的责职主要是管住大小牲口不要糟践芦苇幼苗，秋后还要防火防盗。那地方荒凉得很，看湖人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蚊叮虫咬，不过对老任来说却是美差，活不累责任强点，虽说工分低但刮风下雨天天都有，他俩高高兴兴地举家迁居湖东去履新职。
自老任去了湖东，我们的见面机会就少了。有时老任来生产队办事，就在我那儿吃我做的快餐。我有次随队里去湖东修官道，特意去看望了他俩。在一片稍高于苇湖的荒地上孤零零地矗立着一间小土窝，又黑又潮，老任在煤油灯下编席，任大妈还是那样忙里忙外。养了几只鸡鸭，垦了一小块荒地种种蔬菜，调皮的小牧童经常逮些麻雀小鱼之类的给他们开开荤。
那年深秋，我终于盼到了上调，到一个国营大煤矿去干“地下工作”，离开了生活了将近四年的小乡村，离开了老任。走的时候太匆忙，去县里检查身体、到公社迁户口、粮站转移粮油关系，千头万绪，根本无暇去与老任俩告别。我只把处理不掉的一些口粮，托保管员转给老任，就不辞而别了。
老任的大名叫什么，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那副音容笑貌，忘记那段难忘的日子，那是我整个知青生涯中仅有的一段温馨的生活。
我在矿山上时也经常会想起老任，但苦于他在荒漠的立强湖畔邮路不通，再说也没什么好写的——写了老任也识不了几个字，这样渐渐地就失去了联系。我在井下工作时曾省下一双矿工靴和几双纱布工作手套，想托人带给老任，他在湖边生活劳作是很需要的。但一直没有便人，也就搁下了。在我离开矿山的前几年，辗转听说老任已死了，是无疾而终，就死在立强湖畔那个窝棚里，葬也葬在湖畔那个窝棚边了。
老任死后，任大妈也回她女儿那儿去了。
选自古朱自传《杭州侉子》，家传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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